一 草堂寺沿革
草堂寺创立于十六国姚秦时期，今址东临沣水，南对终南山圭峰、紫阁、大顶诸峰，是全国重点佛教寺院。
史载后秦国主姚兴于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迎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其道场内有堂以草苫顶，以故得名。罗什以首次完整译出大乘般若经典著称，隋代吉藏法师据其所译《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创立了三论宗，草堂寺也因而被奉为该宗祖庭。
据传鸠摩罗什于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于逍遥园(逍遥园是十六国时刘汉、苻秦、姚秦的御苑，以其莲池闻名。《水经注》“渭水条”有记，其地在渭水之南、汉长安城北墙外的河滩地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记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八月“泓屯逍遥园，镇恶溯渭而上……大破姚丕于渭桥，泓引兵救之，为丕败卒所蹂践，不战而溃，姚湛等皆死，泓单马还宫，镇恶入自平朔门”，胡三省注指出平朔门即汉时正对渭桥之横门，王镇恶先败姚丕于渭桥，再败姚泓于逍遥园，最后自此门入长安，可见园在桥与门间。鸠摩罗什曾在园内译经，事载僧叡为《大品经》所作序——“鸠摩罗什……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师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至唐宋间，世人已将其与草堂寺混为一谈，如《长安志》卷十五“鄠县”篇内有“逍遥栖禅寺”条，称该寺“在县东南三十里，后秦弘始三年置”，即是宋敏求倒置本末，将栖禅寺、草堂寺与逍遥园视为一处，臆出此说。其后骆天骧因循其说，《类编长安志》卷五“寺观·草堂寺”条称寺“在御宿川圭峰下，本姚兴草堂寺逍遥园，鸠摩罗什译经是园，什死，焚之，其舌不坏，塔今存焉。其徒僧肇著《肇论》。唐圭峰禅师于此著《禅源诸诠》。”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七“古迹”中亦称：“栖禅寺，《一统志》在鄠县东南四十里圭峰下，即姚秦逍遥园遗址”。历代讹传，直至二十世纪草堂寺仍悬“逍遥园”之匾，而罔顾两者相去近百里之事实。)示寂荼毗，薪尽后唯舌不烬，僧徒收其舍利以志纪念，但并无立塔的记载( [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苏錬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535页：“什临终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异世，恻怆何言！自以闇昧，谬充传译。若所传无谬，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以晋义熙中卒于长安，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化，唯舌不变。后有外国沙门来曰：‘罗什所谙，十不出一’。”），逍遥园本身也随姚秦之败亡而逐渐湮灭。（如唐太宗李世民《赞姚秦三藏罗什法师诗》称：“秦朝朗现圣人晨，远表吾师德至灵。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文含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至于草堂寺，同样经历了几度兴废，现存者早非鸠摩罗什驻锡之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八记古草堂寺：“弘始三年……（鸠摩罗）什到雍，先是长安自前汉废，到苻秦，其间三百三十一载，旷绝朝市，民数荒芜，虽数伽蓝，归信甚寡，三千僧德同止一处，共受姚秦天王供养，世称大寺，非是本名，中构一堂，权以草苫，即于其内及逍遥园二处翻译……魏末周初，衢街稍整，大寺因尔成四伽蓝，草堂本名即为一寺，草堂东常住寺，南京兆王寺，京兆后改安定国寺，安定国西为大乘寺……安定左天街东畔八隅大井，即旧大寺之东厨供三千僧之甘泉也”，可见寺在北朝长安城中，而非终南山下。），而是宋敏求《长安志》中记录的“栖禅寺”（韩保全.西安的名寺古刹.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该寺同样以译场闻名，北周者那掘多及唐代飞锡、澄观、宗密等名僧均曾于此弘法，后因唐武宗灭佛而废毁，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敕令重建（ [宋]释志磬．佛祖统纪·卷四二，引自《大正藏》四十九．CBETA全文检索：http://www.cbeta.org/result/search.htm）；北宋初重修，改称“清凉建福院”；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改名圣恩寺，同治间毁于战火，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又遭山洪冲击（民国重修鄠县志·府县志辑册4·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07年）；1949年迄今进行过三次大的维修。
关于寺中所存之舍利塔，按明人赵崡《石墨镌华》卷七“游城南记”载：“高冠谷之西则草堂寺也，有鸠摩罗什葬舍利石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日人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亦称：“距草堂寺西方数十步薮丛中之一小堂内，安置鸠摩罗什之舍利塔……其亭已于数年前改筑，非宋代物矣。舍利塔用大理石建造，据云此石为西域所贡……殊属精致，历经千余年未受风雨之侵蚀与兵乱损伤，完整如新，倍觉可贵”。载者言之凿凿，理由无非是塔上铭文——塔身北侧自右而左分上下两行雕刻塔名“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东北面镌有“鸠摩罗什之舍利塔，权邦彦亲耒来礼而作偈言。丁酉中秋晦。”然此文字刻于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八月（权邦彦，字朝美，河间人，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据其生平，丁酉年是公元1117年。），上距罗什示寂已七百载，实不足征。
为鸠摩罗什建塔事，初见《佛祖统纪》卷三八，北魏孝文帝“二十一年诏为太后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此时罗什逝世已八十四年，而这“三级浮图”当然也早已无存。实际上，足立喜六早已判定现存之舍利塔“筑于罗什寂后三四百年之间”，理由有三：首先，塔盖下阴刻造像既乏六朝以来的简朴，又不如初唐之气象雄壮，显得较为繁琐，偏近中晚唐风格；其次，塔座云台上的山形与西安碑林中唐玄宗敕造《石台孝经》碑冠上者完全相同，蔓草纹浮雕却又不如后者劲练；最后，此塔的浮雕云头与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所造玄秘塔碑冠上者颇多一致之处（图1）。此外，塔铭“姚秦”二字属他称，可知建于后世；又唐以前文献中，除《魏书·释老志》中谈到孝文帝所建三级浮图外，再无关于鸠摩罗什葬塔的片言只语，由此可知建塔的时间上限当在唐中叶前后。
图1 鸠摩罗什舍利塔线刻飞天与碑座山形
二 鸠摩罗什舍利塔概况
草堂寺逍遥三藏殿之西建有六角形塔亭一座，鸠摩罗什舍利塔即藏于其内。
塔为单层亭阁式，通体用灰、白、砖青、墨黑、乳黄、淡黄、浅蓝、赭紫八色石材雕刻，分段拼接而成，通高2.46m，俗称八宝玉石塔。塔底为石色浅蓝的正方形基座，下有空室，推测曾有地宫。基座上为石色乳黄的圆形台基，台周竖面平整，上下各有边棱，台上外沿以圆雕手法刻画铁围山一座，石色砖青，参差突起总计十六座峰头，峰峦间散布有坐佛及狮虎像数组。铁围山内海水流荡，于海中央涌起水柱环绕妙高山腰，柱上托起三层云台，均向外沿翻卷，共出十二朵祥云，状若莲花。在此仰莲云台之上，置有砖青色八角形平面转四角攒尖顶亭阁式塔身，即须弥山颠之“㣼利天宫”。天宫各面刻出版门与直棂窗形，正南侧浮雕门钉并有锁；正北侧双排竖刻“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铭文；正东侧为宋参知政事权邦彦题偈:“大士入东土，姚秦喜服膺。当年罗八俊，尽是诘三乘。翻经明佛旨，圆通并祖灯。如何生派别，南北强分明”。墙体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皆浮雕窗户。墙体之上覆以四角攒尖屋顶，并于屋檐下阴刻飞天。屋面之上为双层方形刹座，上层外翻作授花蕉叶，每面均有莲瓣三朵，两侧大而当中小，并于大小花叶交界处雕出卷云纹饰。刹座边缘有墨书题记，但多已漫漶。刹顶以青砂石雕出扁圆形台座，分作三层，底层为镂空棱格纹饰，中层是八面束腰，上层则是弦弧纹饰托起的一圈仰莲，台座之上，托有卷云纹饰宝珠一颗，当中开有圆孔，原本应插有金属刹杆。足立喜六在《长安史迹考》中也记载道：“……盖上有三层宝珠，极为精致巧妙。历经千余年，未受到风雨侵蚀及战乱的损伤，完整如新，十分珍贵”，但这刹部自授花蕉叶以上，无论造型抑或材质，都明显较塔体为晚近。按照《民国重修鄠县志》的记载，清同治、光绪间“塔顶毁于贼，寺僧以山石补之”，则现状或即此次补修的结果（图2）。
图2 鸠摩罗什舍利塔影像
三 鸠摩罗什舍利塔的雕塑母题
鸠摩罗什舍利塔最下层为方形石质台基，近世修补时以青砖衬垫，导致各边长度不一。基座四面刻有浅浮雕图案，雕凿痕迹及尺寸均与圆形塔基上者相同，惜已漫漶难辨。
方形台基之上为圆形塔基，基座外沿刻有成组云龙，基座上方则分别以圆雕、半浮雕和浅浮雕等不同手法刻画出一四天下（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且以此土言之，一须弥山，东西南北各一洲，同一日月所照，一铁围山所绕，名一四天下。千四天下名小千世界，千小千名中千世界，千中千名大千世界。过如此佛土十万亿之西，是极乐世界也。”）：塔基底座上下皆碥棱，棱间饰有十二组花叶状图案，以减地平钑手法刻出带翼神兽，头顶直立或斜倚的卷云尾柄，按顺时针方向绕行（图3）。这当是指代风、水、金、地四轮，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在此之上即是九山八海，最外围是铁围山（《俱舍论》十一：“于金轮上有九大山，妙高山王处中而住，余八周匝绕妙高山，于八山中前七名内，第七山外有大洲等。此外复有铁轮围山，周匝如轮围一世界。”），其内为大咸水海，海内为七重金山（按《瑜伽师地论》卷二“一切器世间”条，“若中品性者，成七金山，谓持双山、昆那砣迦山、马耳山、善见山、达洛迦山、持轴山、尼民达罗山。如是诸山，其峰布列，各由形状差别为名，绕苏迷庐（须弥山）次第而住。”）及山内所围七重香水海。（七香海为七金山内围之海，海水具八功德（一甘、二冷、三软、四轻、五清净、六不臭、七饮时不损喉、八饮已不伤腹），不同于大咸水海之海水卤涩，故名香海，分别为老苦一香海、病苦二香海、死苦三香海、坏苦四香海、求不得苦五香海、怨憎会苦六香海、爱别离苦七香海。）
图3 鸠摩罗什舍利塔细部
大铁围山由完整可辨的十六重（文军．鸠摩罗什舍利塔再考察【M】．敦煌学辑刊．2014年9月．文中指出，十六座山峰中，正北向对塔铭和正西向者均是后代修复的，连成一体且打乱了山峰间高低起伏的关系。从山峰后的波涛岩石排列特点来看，它总与其前部的山峰一一对应，现存共二十处，因此推断原来的山峰也雕刻了二十处。）圆雕山峰交错排列而成，其间散布有八组造象——自西南方逆时针始，第一组为一佛二弟子（佛着双领交祍袈裟，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二弟子一双膝跪于佛前，一侍立于后），第二组为双狮，第三组长尾神兽面部残缺难辨，第四组为狮子听法（佛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狮子匍匐于佛右侧），第五组是双重台基的覆钵塔，第六组则为方形单层亭阁式塔，第七组为佛像（着通肩式袈裟，结跏趺坐，左手按膝，右手结与愿印），第八组跑兽残缺，朝向第七组佛像奔跑（图4）。七香海与须弥山联作一体，波涛平缓，以高浮雕形式刻画在大小、高低相同的二十处岩石之上，各波涛岩石间以弧形阴刻线连接，突出水波流动的韵律。
图4 鸠摩罗什舍利塔山岳间造像
圆形塔基正中为三重卷云台座，反映的是须弥山中段的坚手天、持华鬘天、长放逸天和四天王天，全部以高浮雕刻成。一、二重卷云相隔较近，体积亦小，仅以云尾纹饰突出两者体量和造型的差别。每重作卷云十二朵，云头呈如意形，云尾修长飘逸，第一重小，第二重大，两者交错穿插，云头或三支或四支，数目不定。第三重卷云最大，云头均作两支。
以须弥山为核心的宇宙模型当然不止于表达静态的时空概念，也同样暗示着佛教徒修行的各个进程。以禅观为例，其第一阶段强调去除识性中的妄想，往往以“渡七香海、跨七金山”作为譬喻。第二阶段则以静心为归依，通过跨越须弥山腰的三道坑坎即坚手天、持华鬘天和常放逸天（坚手天即初尝法味，法执深重，无三缘念、失七菩提分的状态；持华鬘天为自鸣得意，标榜得法，似是而非的状态；常放逸天为自以为成就清净，因而无修无证、自诩无为的状态。入此三天者皆坠入七香海中而不自知。），从而进入具有护世、护生、护法三德的四天王天以实现，概括为“登须弥顶”。第三阶段为“入欲界定”，修行者藉由进入四天王天之因缘，已逐渐不受识性干扰，终于到达“与日月齐”的㣼利天，故须弥山的顶端也重新扩大，山颠变得平坦无垠，代表心性不再受到识性干扰，这也是舍利塔三重云台愈上愈宽大的原因（图5）。
图5 佛教“一四天下”宇宙模型图示
（转引自南魁.佛教宇宙论的中国化——以《法界安立图》为例[D].沈阳：辽宁大学宗教学.2012.17图2-1-1）
云台之上，塔身亭阁代表着㣼利天宫，共分八面，自正南方起，按逆时针顺序分别是：塔门-直棂窗-权邦彦铭文-直棂窗-塔名-直棂窗-素面墙-直棂窗及“孫陽來”铭。雕直棂窗的三面，上下均有阑额，额身素平，无七朱八白或团窠图案，仅西侧阑额底部三个方块中分别刻有“孫陽來”三字（前引文军“鸠摩罗什舍利塔再考察”一文中以足立喜六二十世纪初的记述中不见此三字记载为由，推测是近人所为，意指孙阳其人曾来此一游。）。塔身南侧雕版门，用乳钉四排，每排六个，第二排之上还浮雕有长锁一把。㣼利天在须弥山颠，当中为帝释天所居之善见城，四方各布八天城，合为三十三天，可见四、八之数在该类宇宙图示中极为重要，则鸠摩罗什舍利塔四门八面之天宫形象设计，或许有术数方面的考虑亦未可知（图6）。
图6 鸠摩罗什舍利塔宗教主题诠释
塔檐四面起坡，各檐角均有穿孔，应是系挂风铎所用。沿塔檐底部四面线刻供养天人图像，每面两个。西侧两飞天朝南飞翔，双手托果盘，头部装饰花鬘，胸前配有璎珞，右臂佩戴臂钗；东侧飞天的装饰、姿态与西侧相同，但面朝北飞，以形成塔身旋转的动感。南北两面，双飞天皆为对飞，南面一组在门扉之上，各捧果盘；北面一组在塔铭上方，共托一个果盘。
塔身原本使用了大量彩色，在某些裂缝处及塔檐内侧仍可看到朱砂痕迹。塔座朝向存疑——从图像主从关系看，正面山间应当雕塑佛像而非动物，这与现状相悖；加之塔身残留混凝土等线索，推测应是近代修缮重装时错误摆放导致的。据陕西省文管会在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第8期上发表的报道，当时修整了草堂寺和塔亭，但并未谈到是否修过舍利塔本体。
舍利塔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整体上与西安碑林博物馆藏乾县西湖村石牛寺出土石灯颇为相似，两者的刹座与须弥山尤其酷肖；用仰莲承托刹座也是唐代单层佛塔中的普遍手法，这在房山云居寺北塔下小石塔（开凿于景云至开元间）上可以看到。此外，山岳形象在唐代属常用母题，如咸阳市契苾明墓出土唐三彩四孝塔式罐及西安市中堡村唐墓出土三彩山池、法门寺地宫后室出土木质贴金山岳残片等，均将人物布置于山岳背景之前。此外，在舍利藏置器具上雕刻门窗，是受到汉文化葬具建筑化的影响所致，在唐代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法门寺出土鎏金双凤纹银棺、甘露寺地宫出土长干寺舍利石函中金棺银椁，以及同样在甘露寺地宫出土的禅众寺迦陵频伽纹金棺银椁等皆是如此。此外，鸠摩罗什舍利塔基座上的神兽与祥云组合在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造庆山寺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底部可以找到相类似者，狮子姿态则与长安县武惠妃石椁底部图案一致。
四 鸠摩罗什舍利塔的建筑要素
鸠摩罗什舍利塔中仿木部分主要集中在八角亭阁和方形塔顶上。八角形平面在唐代佛教建筑中并不罕见，如日本法胜寺九重塔、法隆寺梦殿、荣山寺八角堂等，而用在砖石塔上则不多，陕西境内的渭南法源寺塔、咸阳清梵寺塔是否唐代原物尚有疑问，差可比拟的仅登封净藏禅师塔等少数几例，更多地是用在实心的石经幢、石灯之上。鸠摩罗什舍利塔八角塔身和方形塔顶的搭配体现了方圆转换的设计意图，正如我们在日本多宝塔和敦煌壁画中常常见到的，方形一层平面与圆形二层平面的结合，除教义方面的考虑外，还令得立面层次更为丰富。
舍利塔自下而上依次采用方形基座、圆形塔基、圆形九山八海、圆形卷云台座三层、八角形亭阁、倒方锥形檐下垫层、四角形屋面、四角形授花蕉叶和圆形仰覆莲塔刹，各层构件在方、圆间自由变化，比例协调，主次有序，其手法可归纳如下——对于同样形状的各相邻部分，采用局部变形与夸张缩放的手段加以区分。举授花蕉叶为例，其下部为逐层扩大的两高一矮三重方台，上部则为完全外翻的授花莲瓣，每边三瓣，瓣尖连线呈一方形，构成一道虚化的边界，两道方形轮廓虚实相生。再如塔座三层云台，虽然母题相同、轮廓近似，但每一层的高度、直径、卷云做法和厚薄均存有或强烈或微妙的差异。对于不同形状的各相邻部分，则巧妙利用轮廓的过渡，如方与圆的内切（基座与塔基）、圆与八角的相似（卷云塔座与天宫）、八角内切于方形（天宫与屋檐）、相似方形的扩增（屋檐与屋顶）等，形成各层间富于韵律的变奏。
鸠摩罗什舍利塔的八根立柱全部凿成八边形断面，与塔身平面相呼应，露出五面在外，柱头略作梭杀，柱脚不用础。各柱底部穿以不出头的地栿，在此之上，四个正面设门下槛，四个斜面安重楣；柱头无阑额之表示，而于柱身上段用不出头之重楣，两楣间每面用斗子两枚，均分间广为三份，以下楣作门窗上槛，上下槛间设立旌。正面作版门，约占屋身三分之二高度；四斜边辟直棂窗，约当壁高之半；剩余三面素平，仿照木骨泥墙。每窗用破子棂条十根；版门双开，用乳钉二十四个。天宫檐口微曲，角梁平置，到端头微微隆起，出檐平缓舒展。角梁截面较宽，端头出榫以嵌套兽。檐部用封檐板合角造，无飞椽与子角梁之表示。布椽为放射式，从角椽一共五根，其延长线交于线刻飞天垫层与天宫八角斜边相交的中点上。屋面内凹明显，敷以筒瓦，端头严重残损，难以辨识纹样。沿屋顶设有戗脊与围脊各四条，上托授花蕉叶，戗脊边缘亦不做兽头或鬼瓦。
有趣的是，舍利塔各部件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比例关系，以30.0cm为复原营造尺长时，据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图7），折得亭阁部分相应尺寸（图8）。
图7 鸠摩罗什舍利塔三维扫描点云及正射影像
（图片来源：转引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合编）.凌苍茫·瞰紫微——陕西古塔实录（隋唐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34-35图2.1.33.图2.1.34）
图8 鸠摩罗什舍利塔亭阁部分比例尺度关系
五 鸠摩罗什塔的建造缘起推测
鸠摩罗什舍利塔座上的九山八海固然是唐代佛教造像的常见题材，但其背后或许还藏有更深的历史含义。史载姚兴曾在长安城中建须弥山（《长安志》卷五“宫室三·后秦”条记：“集沙门五千余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石峻壁，珍禽异兽，林木极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闻，皆以为奇事。”），这当然是某种雕塑，与罗什塔两相对比，却不难发现其间模仿的痕迹。在草堂寺塑此主题之墓塔，是否是唐代栖禅寺僧为自居罗什法脉而参照故传，采纳长安城中须弥山造型刻意模仿制造而成？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线索。
参校今户县草堂寺内出土石刻，可知直至晚唐，该寺尚未被公认为鸠摩罗什弘法之处。（如寺内圭峰定慧禅师碑称：“会昌元年正月六日，坐灭于兴福塔院……其月二十二日，道俗奉全身于圭峰，二月十三日荼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观民先生在《访逍遥园草堂寺后记》一文中称见有石塔数个颓倒于寺内草莽间，其中一个经幢残段上残有“唐兴福寺……”文字，所谓兴福寺在唐长安城居德坊，此处或是其别院。但也有将该寺称作草堂寺的，如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飞锡法师为示寂于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楚金和尚撰写《唐国师千福寺多宝塔院故法华楚金禅师碑》时，落款为“紫阁山草堂寺沙门飞锡撰”。）至会昌法难（公元845-847年）爆发，户县栖禅寺既无敕额，又在京郊，自然难逃一劫，但五代初却又得以重建（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二月十五日立《京兆府重修清凉建福禅院之记》碑称唐乾宁间（公元894-898年）有居进和尚“特携虎锡，远访鹑郊，侍宝智禅师游逍遥废寺”，知“此是罗什译经之所，乃宗密造疏之园”，故“欲希营构”，且很快“蒙凤诏以允从”，因寺址规模宏大，“南连远峤，尽为常住之（域），北（界）长河，悉是伽蓝之地”，无法完全复原，遂由后梁“京兆府观察判官天水正郎”于开平中（公元907-911年）“上申使府，特给公文，舍隙地于明街，崇福田于释氏”。此后工役因主事的居进和尚亡故而停滞近十年，到后周显德初年（公元921年），世宗柴荣“忽行厘革，欲议废停”，幸得本府飞牒奏告请免，才“奉皇牒而准倩”。但毕竟辍工太久，“房廊渐坏”，幸赖院主僧清绍、逍遥寺主僧清范、修造主大德赐紫修广等人协力同心，“共崇大壮之功”，以致“红楼再建，宛如蜃吐之形；绀殿重修，屹若凤（翔）之势；僧堂冰洁，唯易茜以（维）新，客位风（清），亦去奢而即俭。香厨正肃，朱户精微，全资慕善之因，得契无为之（法）”，于是立碑颂德。），到了北宋，已与草堂寺混作一谈。（如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草堂逍遥寺诗”刻石，及天圣间《大宋京兆府鄠县逍遥栖禅寺新修水磨记》碑：“东至高观涧，南至涧，西至坡陵，上头……北至草堂寺，已上四至”。又如《宋高僧传》记宗密生平，题名“唐圭峰草堂寺宗密传”。）
实际上，阎文儒先生早已怀疑该寺既非草堂，其塔也未埋罗什，而是为宗密所筑，理由是前引圭峰定慧禅师碑称：“皇帝再阐其宗，追谥定慧禅师，则青莲之塔不可不建，石不可不斲，且使其教自为一宗，而学者有所标仰也”。《关中八景史话》也称：“寺院内的舍利塔也可能是唐定慧禅师宗密的舍利塔。”然而这一假设其实并不成立——宗密的葬塔就建在兴福塔院内，证据有三：王美陂《游南山记》载，匡教寺门外“诸峰苍翠如画，东南林薄中，有唐圭峰禅臣膊塔”，此其一；《草堂辩正大师奥公僧录塔铭》中记奥公“葬于寺之南，依圭峰而起浮图”，这里的“圭峰”系指“圭峰宗密禅师青莲之塔”，此其二；观民《访逍遥园草堂寺后记》中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康寄遥先生曾亲见圭峰禅师墓塔及塔铭，并考证此塔“原物石质逊于什师塔，但形式相似，高约七尺，当建于兴福塔院内，后来久在露地，风雨剥蚀，原刻石上的阿弥陀经文，现只余数字”，此其三。可见圭峰禅师墓塔与鸠摩罗什舍利塔相去不远，形制相似。大胆推测，两者实际上都是宗密的法嗣奉其意旨一并修造的，目的是借助鸠摩罗什在汉传佛教界中的地位以自鸣正宗。
总之，鸠摩罗什生前颇染尘俗（据《晋书》记载，鸠摩罗什在后凉时受吕光强迫而“妻以龟兹王女”，入长安后更是生子家居——“（什）尝讲经于草堂寺……罗什忽下高坐，谓姚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又“姚主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廨舍，诸僧多效之。”后“死于长安，姚兴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虽曾在草堂寺译经，死后却烧灭于逍遥园，且古今草堂本非一寺，舍利塔建造年代又不早于中唐，凡此种种，为此塔的身世蒙上了重重迷雾，到底是李戴张冠？抑或是穿凿附会？其中真相值得继续穷究。
六 鸠摩罗什舍利塔的修复设计稿
▼耿龙与谛性法师交谈石雕肌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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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部分素材选自喻梦哲"鸠摩罗什舍利塔之建造背景与艺术特征",由龙捷不二斋剪辑制作
